中國模式不存在且極危險 印度或超越中國
時間：2012-3-12 12:49:03 | 信息來源：價值中國 | 發布者：admin
一、并不存在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
近30多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即使在2009年金融危機全球蔓延之際，中國仍然成功實現了GDP增長率“保八”的既定目標。中國國內旋即有一批官員和學者開始響應由《TIMES》雜志前編輯喬舒亞·雷默(Joshua Cooper Ramo)于2004年曾提出的“北京共識”[1]，即中國通過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實踐，摸索出了一個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熱衷強調所謂“中國模式”的優越性和獨特性。
在此有必要首先明確“中國模式”的基本概念。泛指的“中國模式”包括中國的經濟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甚至這一模式背后的文明價值觀。 “中國模式”的特殊性除了形成尋求經濟增長、改善人民生活的經濟模式外，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也滲透其中，這幾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因此，要全面地探討“中國模式”是個復雜的工程[2]。根據目前中國的主流觀點，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高速的經濟增長率以及獨特的儒家文化傳統等因素，是所謂的“中國模式”的重要特征。但就全球視角下對部分國家的經濟政策選擇、發展路徑選擇以及政治制度選擇等因素進行比較分析，尤其是對與當前中國具有相似發展歷程和發展程度的印度、巴西等國家進行考察，均可發現所謂的“中國模式”無論從成功經驗或發展欠缺的角度，或是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進行對比分析都并不獨特。
就成功的經驗來講，中國的發展類似于東亞各國。學界早已對東亞各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原因達成共識，亦即歸功于其早期成功的土地改革、民營部門的茁壯成長(雖然在政府的干預下)以及政府對教育和衛生事業的大規模投入。中國的情況和東亞各國很相似，成功的原因也大致可以歸納為這么三個方面：第一，是社會投資。比如推廣基礎教育、消滅血吸蟲、消滅赤腳醫生、建設農田水利等。中國政府在20世紀50~70年代對公共教育和衛生進行了巨大的投入，這些投入奠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第二，是經濟改革。經濟改革是市場化的成效，本質上與其他國家沒有太大區別。第三，從政治上來看，中國推行的是漸進式改革，地方政府自己約束自己的權利，避免對市場經濟過度干涉。
就發展的欠缺方面來講，其不足之處也能在拉美國家中找到影子�；蛟S以“中國模式”的一個典型區域實踐案例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備受國內很多學者贊許的 “上海模式”就是這樣一個案例，實際上，“上海模式”也是一種“國進民退”政策的延伸，即政府對經濟強有力的干預，外商投資獲得過度發展，中小企業生存空間人為壓縮。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奉行著“犧牲內資，扶持外資”的政策。更嚴重的是，被政府奉為圭臬的“GDP中心論”為加強國家主導、發展城市、犧牲農村、支持大企業、犧牲小企業的行為提供了頑強的理論基礎，最終導致居民個人收入增幅極其有限，中國的GDP和人民的福祉相距甚遠。而在曾經的拉丁美洲，巨大的貧富差距也困擾著眾多國家，最終陷入經濟增長的泥淖。以巴西為例，巴西的國有企業和壟斷資本的大量存在嚴重擠壓了民營企業的生存空間；巴西的“強迫工業癥”造就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數量普遍過低，居民個人收入增速遠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拉美國家曾經的發展困境也正是目前中國發展的困境。
可見，所謂的“中國模式”是并不存在的。無論是中國取得成功的經驗還是發展所面臨的困境，都可以從世界其他國家的身上找到影子，因此這些都不是中國所特有的。中國未來發展的大方向和原則與西方體制沒有實質區別，而中國所擁有的只是“中國特色的道路”，即立足自己的國情，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去實現這些普世原則。
二、20世紀60~80年代的巴西經濟發展歷程與啟示
巴西在20世紀60~80年代的經濟發展歷程可謂曲折。 1964~1988年的巴西正是軍政府執政時期。其時，巴西軍政府利用其強大的領導能力和組織能力，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指導思想，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政策和行政手段，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經濟成就。20世紀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巴西經濟一直保持著飛速增長，尤其在1968~1974年這7年間，巴西 GDP年均增長11.4%，這就是所謂巴西的“奇跡年代”。
通過深入分析，可以發現這些“奇跡”的取得是基于這樣一些措施：政府施行全面的高稅收政策；政府高度重視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實行以投資促增長的政策，尤其重視對工業園區建設、基本設施建設等經濟項目的投入；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大量征收土地，實現強迫的“工業化”；巴西長期以來一直奉行對外資的偏好政策等等。與GDP高速增長形成反差的是，巴西政府在公共教育、衛生醫療等配套設施投入等方面卻嚴重不足；國民財富收入的分配機制僵化，導致社會的財富收入差距日益拉大。以1990，1995和2005年的巴西經濟數據統計分析，當年巴西的基尼系數分別是0.634，0.602，0.568，均超過了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巴西的“強迫工業化”造就了大量赤貧的失地農民，這些失地農民后來成了城市里貧民區的居民；巴西政府不去投資教育和衛生卻大規模地干涉經濟的做法，一方面造就了大批的低素質人口，另一方面也壓低了巴西企業的生產率。根據統計數據顯示，巴西近30多年來全要素生產率幾乎沒有增長，加上政府產業政策偏向于資金密集的大企業，導致就業率低，結果使得沒有工作的低素質人口成為犯罪人口，巴西殺人罪案和人口的比例高達美國的5倍。
國家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雖然在20世紀60年代使巴西在短時間內取得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但給未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留下了后患。歷史表明，這些問題的確給巴西經濟進一步發展制造了嚴重障礙。整個20世紀80年代其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為零，“奇跡年代”的隨后即為“丟失的十年”；對比巴西在20世紀50年代初，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兩倍多，到2010年卻不到中國臺灣和韓國的1/4；而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巴西進入高度通脹時期，金融危機屢次爆發，經濟發展速度也緩慢難行，結果導致政治上也不穩定，從而更不利于經濟發展。
巴西的經濟發展歷程與目前中國選擇的發展方式有很多共同之處。一樣的選擇政府主導、一樣的推行外資優先、一樣的GDP崇拜，一樣的經濟高速增長，當然也一樣的收入分配不均，一樣的土地配置問題。以國有企業的發展為例，國內很多學者認為“國進民退”政策及偏重外資而輕視民營資本的觀念，都是所謂的“中國特色”。通過對巴西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國有企業發展思路和經濟數據進行分析，可以肯定“國進民退”這種國家主導的經濟模式不是中國特色的發明創造，更不能認為只有這種模式與中國的文化和體制結合起來才會產生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奇跡，因為這一切都在60、70年代的巴西發生過。再以收入分配為例，有些中國官員和學者堅持認為收入分配的惡化是階段性的，是經濟增長的派生物。這種觀點恰是20世紀60年代經濟學家根據拉美國家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但觀察其他東亞地區的案例，卻找不到一個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收入分配惡化的例子。韓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曾有幾年基尼系數上升，卻恰是由于那幾年韓國政府加強經濟干涉所致，而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很快調整政策，支持中小企業，基尼系數因此很快穩定并下降至合理水平。一個國家的收入分配狀況若長期惡化，這本身就說明了它的經濟模式是不成功的。此外，彼時巴西經濟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居民收入增長落后于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這個問題在20世紀90年代的中國非常嚴重，而直到今天也未能得到解決。所以，中國可參照2003年以來的巴西改革經驗，調整經濟發展戰略，將國有企業的壟斷紅利全部拿給老百姓，這樣一方面可以減弱國有企業投資的積極性，另一方面還可以增加普通國民的收入。只有國家的普通國民具備了較強的消費能力，才能使這個國家的生產活動實現良好的循環。 “三架馬車”的經濟增長模式，歸根結底還是要落實到消費，政府的消費數量較小且失其公，而國際市場的消費受到的干擾因素極多，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重新審視和定位普通國民的消費能力，這在一個以投資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中顯得尤為重要。
通過對比分析中國和巴西的經濟發展歷史，可以肯定地說，所謂的“中國模式”的手段、方法不獨特，所取得的經濟成績也不獨特，甚至它所帶來的問題都不獨特。因此，具備相似發展經歷和發展階段的中國更應該分析、總結并吸取巴西的經驗和教訓，采取更合理、更有效、更平衡的發展方式，既鼓勵效率同時要兼顧公平，立足當前更應規劃未來，而不應該付出大量的時間、資源和社會成本再重復巴西的曲折發展之路。
三、中國和印度的經濟發展態勢比較
據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顯示，1978~200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約為9.73%，印度僅為5.37%；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FDI)是印度的幾倍，而且出口遠遠高于印度；中國的貧困人口數量和比重相對印度而言也正以驚人的速度在不斷減少�；谶@樣的事實，許多學者都認為，中國在20世紀 90年代將印度甩在了身后，落后的原因就是印度在基礎設施建設的數量和質量以及外商直接投資等方面落后于中國。
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中國經濟騰飛根本不是因為大量、快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而是“軟件設施”，即自由的經濟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對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的投資所導致。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礎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國，在其他方面遠比中國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來的印度經濟有可能超越現在的中國。就外商直接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言，在中國經濟最初的起飛階段，外商直接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數量是微不足道的。實際上，對早期中國經濟發展投資領域更為準確的概況應該是：先有了經濟增長，然后才有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投資；而不是先有外商直接投資的大量流入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大量投資，才帶動了經濟增長。這一結論可從近年來印度的發展軌跡得到實證。目前，印度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已經從原來的4%-5%慢慢提高到了8%以上。這些成績是在并沒有依靠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外商直接投資的基礎上實現的。但是，一旦印度經濟步入了高速增長的軌道，有理由相信外商直接投資會大量流入這個國家。因為經濟增長本身將會產生新的資源，并帶來投資機會。而一個國家有了新的資源，就可以將其配置到基礎設施建設當中去。對比中國和印度，有些細節值得注意。第一個重要的細節是，中印兩國之間的增長差距在縮小。平均而言，1978~1997年，中國的增長速度比印度快近兩倍，但在1998~2004年，中國的增長速度只比印度快50%；第二個重要的細節是，雖然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和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速度都比印度快，但前者的增長幅度要遠遠大于后者。 1978~2004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約為印度的2.5倍，但其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速度卻只為印度的1.8倍。正是這種差異造成了中國遠比印度富裕的感官差別。單純就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而言，之所以比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增長快，很大程度是出于政治因素。盡管經濟增長會造成人口出生率下降，但中國較高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速度高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總量的增長速度，部分是由于中國政府具有控制人口增長這一巨大的政治能力。其政策的未來作用，目前也是褒貶不一，而實際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借鑒這種做法，也看不出哪個國家支持這種做法。
促使印度經濟增長的“軟件設施”中大部分重要因素都集中在無形的制度領域，例如金融改革和私有化，而主要缺陷都集中在有形的硬件設施領域。這種遺漏重要變量的觀察分析方法很容易給人造成錯覺從而判斷錯誤。眾所周知，現代社會中一國金融體系的發達程度以及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撐力度直接影響該國的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發展潛力。而通過世界商業環境調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WBES)數據庫中我們獲得的一系列系統證據得出結論，那就是印度的金融體系遠比中國金融體系發達且有效率，尤其是在對農村地區以及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支持等方面。另外，印度的股票市場對本土私營企業的發展起著極大的支持作用，與此不同的是，中國本土的私營企業很少有機會在本國的證券交易所上市，比如聯想、華為等。
中國雖然在宏觀經濟和整體經濟方面領先于印度，但在微觀經濟方面卻落后于印度。在2007~2008年度的成長競爭力指數排名中，中國在企業競爭力指數方面排在第57位，落后于第31位的印度。企業競爭力指數的一些分解指標，如企業營運和企業戰略，都顯示出中國的排名落后于印度。這可以從兩個方面解析：其一，相對于印度，中國在宏觀經濟上的排名和在微觀經濟上的排名并不一致。從長遠來看，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增長是建立在強大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中國在宏觀經濟排名上得分很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在宏觀經濟排名中占了很大的權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非常迅速，但其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投資拉動的，因此中國在宏觀經濟排名上得分高，卻在微觀經濟排名上得分低。要么印度的增長速度會升上去，要么中國的增長速度會降下來。這種宏觀和微觀不一致的現象是不會長期持續的。其二，這種不一致的現象只出現在最近的成長競爭力指數排名中。在早期的成長競爭力指數排名中，中國在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方面的排名都領先于印度。 1998年，在企業競爭力指數方面，中國排在第42位，而印度排在第44位。 1998年以來，印度一直都在穩步、持續地改善其微觀經濟基礎，這些改善雖然沒有立即產生宏觀效果，但隨著改革的繼續，印度經濟必將獲得改革回報。
和印度相比，我認為中國最大的優勢是普及教育水平，而不是基礎設施建設。目前中國在GDP崇拜的指引下，不去投資教育和公共衛生而去建樓修路，將教育和衛生成本轉嫁給中國百姓，這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印度目前正大力加強它的基礎教育投資，但在短期趕上中國不太現實，這或許才是印度與中國相比的真正劣勢。
綜上所述，所謂的因為大量、快速的基礎設施建設投入和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帶來中國經濟騰飛的“中國模式”是不存在的，真正促使中國經濟在短期內快速崛起并且持續較長時間增長的原因是“軟件設施”，即自由的經濟政策和制度、金融自由化，以及對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的投資。今天的印度除了基礎教育方面落后于中國，在制度建設、金融體系、企業發展以及軟件開發等“軟件設施”的構成方面遠比中國超前，因此有理由相信未來的印度經濟能夠超越現在的中國。
四、結 論
關于中國經濟問題的討論是非常復雜的，僅僅關注中國短期的GDP增長，為了所謂的“國家利益”犧牲整個社會的福利絕不是長久之計。通過分析拉美國家尤其是巴西在20世紀60~70年代的經濟騰飛以及80年代經濟停滯的原因，可以肯定目前所謂的“中國模式”不存在且極其危險；而通過觀察印度經濟近些年的穩健發展及其成功原因，又可借鑒其成功之處，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更好的“軟環境”。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印度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選擇所謂的“中國模式”是成功的。基于對中國經濟成功經驗的借鑒和印度已經在“軟件設施”等方面所做出的規劃和努力，有理由相信印度良好的微觀基礎在宏觀經濟指引下健康發展，整個國民經濟有可能超越中國。
參考文獻
[1] 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J].Foreign Poli-cy Centre，2004.
[2]王輝耀.中國模式的特點、挑戰及展望[J].金融時報中文網，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0607，2010-01-05
深圳市貴州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