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當增加安排職數、擴大安排部門、推動正職安排”。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

近日，中央統戰部召開會議，部署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形勢下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意見》（中發[2012]4號，以下簡稱2012年4號文件）精神時，明確提出，“要重點推動民主黨派、工商聯成員和無黨派人士進各級人大、政府和政協領導班子，加大政府部門正職安排力度”。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全國學習貫徹《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形勢下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意見》電視電話會議上也強調，“適當增加安排職數、擴大安排部門、推動正職安排”。

2005年，在中共中央下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2005年5號文件）曾提出縣級以上地方政府要選配民主黨派成員或無黨派人士擔任領導職務，“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中共中央2012年4號文件是繼2005年5號文件之后，對黨外人士擔任政府正職的一次重大推進。

目前，國務院組成部門有2名正職黨外官員（科技部長萬鋼、衛生部長陳竺）；在地方，雖然內地31個省級政府尚無正職黨外官員，但在省級政府組成部門中已有22名正職黨外官員，分布于北京、上海等17個省（市、區）。他們大多是某一領域的專家，“高知”是他們的突出特征，任職部門主要集中在教科文衛等專業性較強的領域，逐步向關系國計民生的經濟領域和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監督等領域拓展。

從政技巧已不是黨外人士任職難題

增多黨外人士任職，中央已形成共識，待切實推進

增多黨外人士任職，中央已形成共識，待切實推進黨外人士任政府一把手，一度像一層總是不便踏上的臺階。此前，一些在政府內部任副職的黨外人士到了該提拔的時候，直接跨過同級正職，升任高一個級別副職的情況時有發生。而近年來，這種“黨外人士多任副職”的情況漸漸由地方實踐到高層政策發生改變。

一些專業職位優先考慮黨外人士

當說到黨外人士任正職時，新中國成立初期“35個部長，13個黨外人士”的數據常被提及。實際上，根據當時“臨時憲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的表述，新中國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因此，政府內部有代表各個階級統一戰線的黨外人士任正職順理成章。

而隨著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到“文革”結束，便鮮有新的黨外人士進入我國政府內部任職。

“文革”后，多黨合作制從政策到實踐開始逐漸恢復。鄧小平于1979年10月19日在全國政協、中央統戰部宴請出席各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代表大會的講話中首先明確表示“在我國新的歷史時期，我們的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統一戰線仍然是一個法寶，不是可以削弱，而是應該加強，不是縮小，而是應該擴大。”

中發[1989]14號文件和中發[2005]5號文件的發表被眾多學者看作我國統一戰線工作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

2005年2月，中共中央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2005年5號文件），在這份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現了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人士“符合條件的可以擔任正職”的正式表述。

據一位對統戰系統熟悉的人士介紹，5號文件下發時中央態度很明確，在一些專業性強的職位上，在黨外人士與黨內人士中作選擇時，要優先考慮黨外人士，“但用人標準一點兒都不能降”。

2007年，時任致公黨中央副主席的萬鋼和無黨派代表人士陳竺先后被任命為科技部部長和衛生部部長，這是自1972年10月傅作義離任水利部部長后，時隔35年再次由黨外人士出任國務院部委正職，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當年10月，中共十七大報告也明確提出，“選拔和推薦更多優秀黨外干部擔任領導職務”。

各地嘗試黨外人士任政府部門正職

但目前來看，黨外人士在中央任正職仍可被稱為個別情況。據公開資料，從1972年傅作義離任水利部部長到2007年萬鋼任科技部部長的時間里，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無黨派人士在國家部級及以上機構擔任的都是副職（注：民進主席許嘉璐曾在1994-2000年出任過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此機構為副部級）。

而據南都記者統計，目前在我國正部（省）級以上的黨外人士中，只有3人擔任各自部門正職，分別是萬鋼、陳竺與西藏自治區政協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

與中央相比，地方在“黨外人士任正職”的探索中則有更多的嘗試和經驗。

2003年1月至2005年7月，湖北省副省長、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湖北省主委郭生練曾擔任該省科技廳長一職；2003年4月，九三中央常委、廣東省委主委姚志彬上任廣東省衛生廳廳長一職；九三學社重慶市委常委屈謙自2004年9月即擔任重慶市衛生局長一職至今……

2005年5號文件下發后一年半，上海作為第一個對5號文件做出相應政策回應的省級地方政府于2006年11月出臺政策，規定市、區（縣）政府工作部門將按一定比例配備黨外干部，符合條件的黨外干部可以擔任政府部門領導班子的正職。

值得關注的是，根據5號文件的要求，各地相繼嘗試黨外人士可以擔任正職的政府部門不再局限于科技、衛生等少數部門，還將擴展到行政執法監督、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緊密聯系知識分子、專業技術性強的其他重要政府部門。如2007年10月無黨派人士黃艷被任命為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2008年江蘇建設廳和交通廳兩位“黨外人士廳長”走馬上任。

廳長與書記：誰說得對聽誰的

在各地經驗中，最受關注的問題集中于以下兩點，一是在工作中，黨外人士如何處理與黨組的關系？二是黨外人士雖專業知識扎實，但是否能選拔到有足夠的從政經驗和能力的黨外人才？

一個是廳長（主任）、一個是書記，究竟聽誰的？黨外人士如何與黨組合作被外界認為是黨外人士任正職中最難破解的問題。

更為普遍的情況是，黨外人士并不需要參加黨組會議，那么一些重要決策該如何參與？

這些存在的問題近年在地方的摸索中有了一些突破。

上海市委統戰部曾舉例談到破解之道。“如市科技工作黨委規定黨委會議題確定前，書記與主任先行溝通，涉及行政業務工作的重大問題，書記要與主任充分討論和醞釀；涉及干部人事任免事項，在民主推薦考察基礎上，經書記與主任充分溝通并征求意見，以及黨委書記與副書記、紀委書記、組織干部處處長共同醞釀后，提交黨委會討論決策。”

2008年起任江蘇省住建廳廳長的周嵐曾表示，“誰說了算”的問題很簡單，誰說得對聽誰的。只要大家出于公心，就沒有問題。每個人的想法可以不一樣，路徑可以有不同，最重要的是方向要一致。她認為，黨政聯席會議是一個不錯的辦法，凡涉及管人、管錢等資源分配的事，都由集體確定。

從政技巧與經驗已不是問題

另一個待破解的難題則是有從政技巧的黨外人才匱乏問題。民革桂林市委會專職副主委吳方曾撰文，寫到地方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一直以來，我國黨外人士任副職的一直較少。究其原因，吳方認為，一是由于正職領導位置的數量相對副職來說本來就少60%以上，黨外人士再多安排一個，黨內干部的安排就相應又減少一個。二是黨外人士中成熟的從政人才極其匱乏。

曾在統戰部門工作，現任中共安化縣委宣傳部長林玲也曾撰文指出，常常是職位出現空缺時，卻一時難以找到有經驗又合適的黨外人士。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統戰理論教研部基礎理論教研室主任李小寧在接受南都記者采訪時則認為，這在今后都將不成為問題。

“黨外人士的政治智慧絲毫不比黨員干部差。”李小寧評價說，由于身處共產黨員干部之中，黨外人士反而會更加謙虛謹慎，更加注重個人魅力的養成，更加注意同上下級和其他部門的協調溝通。

此外，各地對黨外人士的培訓計劃正在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北京為例，近兩年共有120名黨外人士到京掛職，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黨外人士在掛職中要求要任實職，進行切實的從政實踐鍛煉。

2010年，中共中央頒發了《2010-2020年黨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訓改革和發展綱要》，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關于黨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訓的文件。今年2月，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新形勢下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意見》（中發[2012]4號）（以下簡稱4號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稱此文件“在統一戰線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義制定的關于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的專門文件。

對于這份尚未全文公布的文件，李小寧表示，這份文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以用為本”，從“發現”、“培養”、“使用”、“管理”四個環節對黨外干部的選拔任用做出了非常全面的安排，“使黨外代表人士隊伍建設有章可循。”

“這次的文件就是要實實在在解決問題。”由4號文件透露的信息看來，中央在大政方針方面已經對于加強黨外人士的任用形成了共識，并已經在政策文件上做出了具體規定。而接下來就是地方各級對于此文件的貫徹實施。

黨外干部一般應“列席黨組會議”

2012年4號文件的內容正是建立在近年來各地實踐的經驗之上的。

據透露，4號文件的一個重要規定是黨外領導干部一般應“列席黨組會議”。“比如一個廳長是黨外人士，當有重大決策需要黨組決定時，他雖不是中共黨員，但是他能夠列席會議，作為相關工作的分管領導，可以在會上介紹情況。”李小寧表示。“一方面要服從黨組的領導，另一方面在集體領導下對分管的工作負責。”

有了政策，重要的是貫徹落實。據透露，此次中央要求各級地方黨委都要根據自己的情況出臺相應的實施辦法，不能照搬中央文件。

李小寧表示，在今后促進黨外人士在政府任職的工作中，認識和落實這兩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一是要提高認識，黨外人士任職增加勢必會影響黨員干部的利益，這需要全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從黨和國家工作的全局出發，提高對做好這項工作重大意義的認識。另一點是各地貫徹落實文件要有實招、硬招，要把中央規定的各項政策扎扎實實地貫徹下去，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