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培松

　　中國已被看作國際舞臺上的重要角色，但對于自己已經變化的國際身份還未完全適應。從強調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到一下子融入全球事務，這個變化來得太快太劇烈，還沒有獲得適應的時間，許多問題就堆到面前。

　　然而，中國在國際交往中面臨的問題主要的并不是能力問題，和西方政治上的矛盾才是最主要的阻礙性因素。在冷戰最后階段，中國調整方向，對外開放，沒有和蘇聯一起倒下。中國的巨大成功使西方可望實現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政治制度一統天下的愿望化為泡影，也破壞了它們推進的“自由民主”進程。從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中國體制顯示了超強的穩定性，這一體制能夠吸收任何營養壯大自己，這令許多西方人驚恐不已。他們正為這個世界可能被中國共產黨接管而焦慮。

　　現在，中國不斷被國際媒體塑造為自由民主的對立面、自私的重商主義者、威脅鄰居的強權等。外界對中國的警惕以蔓延之勢被強化，必將刺激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兩者相互作用的循環往復可能導致一個反華聯盟在亞洲出現。如果被迫轉向權力政治，中國的復興之路將變得異常艱難。找到一條緩解中西政治矛盾的路徑對中國未來更為有利。

　　筆者認為，這個路徑就是尋求和西方達成某些政治上的和解。因為，當我們強烈表達一種絕不與西方為伍的政治意識時，所傳輸的不僅是價值觀念的沖擊，還有對中國獲得主導地位的擔憂。中國應該以更靈活的方針應對這個問題，并在對外傳播中做出適當的政治調整。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西方曾以喜悅的心情看待中國放寬管制的經濟政策，認為“中國以擁抱資本主義的方式開始了偉大經濟變革”。但是今天，它們對自由資本主義的擁戴卻停住了腳步，一個政府時代正在來臨。從美國次貸危機到歐洲債務問題，人們可以看到市場的自我修復能力在危機中失去功能，政府采取種種措施刺激經濟，包括不得不接過大企業所有權，挽救私有金融體系免于崩潰。中國應鼓勵兩種經濟模式向對方靠攏的趨勢繼續發展。

　　政府的作用是相對弱化還是強化，應根據需要決定。政府是否要與市場結合這個經濟方法問題不應成根本性的政治標識。實際上兩種模式彼此需要。世界拒絕走向極端，不是誰終結誰的問題，社會主義經濟在20世紀的經驗不會對未來沒有意義。

　　在中國是否實行民主政治的問題上，即中國的“姓資”“姓社”，鄧小平同志的做法是“不爭論”。凡是對人類文明進步有利的一切好東西，都可以為己所用。作為一個多樣化的巨型國家，中國需要在廣大幅員內協調一致的行動能力，政治制度要圍繞這個目標加以設置。中國的發展是一種避開意識形態爭斗干擾的發展，對于自由、民主、人權的政治價值，中國并不排斥抵制，只是反對假它之名干涉別國內政。如何實現它中國有自己的方法和路徑，西方須予尊重。

　　“阿拉伯之春”和占領華爾街運動都說明我們面臨全球政治意識覺醒的年代，西方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定于最佳是政治缺乏活力的表現。無論實行什么制度都必須讓全體人民更有尊嚴地生活，否則這個制度就沒有說服力。中國和西方可以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但倡導互相學習，并比比看誰社會更安定，人民更幸福，最終讓歷史做出選擇。中國不去追求誰終結誰，誰戰勝誰。

　　所以，外交理念中表達大和解的政治意識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未來總結中國模式的內容，這可能會成為重要的一條。▲(作者是江蘇連云港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