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中國：王老師您好，先請您介紹下您目前的工作以及您將要出版的新書。在這部大作中，您預備向讀者傳遞的主要觀點是什么？

王世渝：這本書是在2008年之后開始陸陸續續寫的，主要是想在中國資本市場20周年之際，從投資銀行的角度，將中國作為一個公司來探討中國的現狀及未來。因此，這本書開始的名字叫《重組中國》，但考慮到政治敏感性的問題，因為容易產生歧義，這本書的名字暫定為《中國-重組與變革》，這樣就顯得氣魄就小了很多。其實我的基本思路是把中國當成一個公司，這樣投資銀行家重組公司是一個家常便飯，把國家比喻成一個公司，那我有什么不可以來探討重組思路了呢？大家都擔心用這個名字過不了，因此就改了，但我相信，這個書名還不是最終的名字，因為不定哪天會有更好的名字更能表達本書將向讀者傳遞的主旨。

這本書的核心就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確切的說從1992年確立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當我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的時候，我感覺我們這個國家越來越像一個公司。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是計劃經濟體制，沒有商業，一切都是由統一的計劃來安排。很顯然當這個計劃經濟走不下去了，才通過經濟體制改革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但是中國不放棄社會主義，又不放棄公有制，在鄧小平先生提出“摸著石頭過河”這一比較務實的改革方案之后，我們思想大解放，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不一定就是資本主義。

我們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后，中國的發展確實在往這樣一個方向在走，但是中國走了一條她前所未有沒走過的道路。因為這條道路不是事先設計好的一種模式，其實就是社會主義加市場經濟。然而社會主義的原則是政府參與、公有制的原則，通過計劃經濟分配的原則。而市場經濟完全是靠價格機制進行調節的，用稅率、稅收、利率、匯率來進行供需調節的。那么把這兩種體制混合在一起，一定是有沖突的。但是怎么來結合，我們事先并沒有去設計，只有靠“摸著石頭過河。”所以走到今天，首先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其次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我認為一個制度的先進性，是在一定時空下的先進性。你在那個時候、那個條件下是先進的，但是我們也注意到當政治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各個地方會有不適應的一些問題出現。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我們的領導、我們的學者、社會各界都應該來參與、研究、尋找能讓中國持續增長、持續發展的一個方法。從這個角度說，我作為一個投資銀行家，能夠看懂企業，看懂產業，我也自認為能夠看得懂中國，我能夠感覺到我們中國越來越像一個公司。與此同時，我們對公司是了如指掌的，無論是從公司股權、治理結構，還是公司的資產、組織體系、激勵機制，我們都很熟悉，也有很豐富的實踐經驗。我們將在公司環境下的一些經驗拿來分析已經像一個公司的國家，我覺得我們還是有獨特的視角。基于這么一點，寫了這本書。在這本書中，我從從公司的資本、少數股東權益、子公司、國際化、農業、金融這六個方面，來分析、研究了公司的現狀，也提出了公司未來運行發展的一些建議。這就是本書的簡要情況。

價值中國：請您給我們具體闡述下這六個方面的建議。

王世渝：第一是公司的資本。中國完全是一個國有控股公司，國有資本占了絕對控股地位。在一個公司里，一個股東占有絕對的控股地位，經常叫做“一股獨大”，這也就意味著從所有權到決策權到經營權，很容易一體化，很容易完全的高度集中甚至高度壟斷，如果達到高度控制，那么市場化的成分就會很低，離計劃經濟就不遠了。所以關于國進民退到底應該是國進還是國退，這不是簡簡單單的有進有退，需要有方法論。比如有進有退，那么在哪些地方進哪些地方應該退，在進的地方應該進到一個什么程度，這些都是不能模糊的。由于公有制為主體就導致整個國家的財富集中，在一定階段整個公司的效率會提高，但是當達到高度壟斷的時候效率就會降低，資源配置的靈活性就沒有了。所以到了這個時候，到底是國進還是國退，哪些地方進，哪些地方退，就應該思考了。那么如果要退，退到什么程度以及用什么方法來退，都是值得思考的。這就是從資本上理解的。

第二是雖然公司是國有控股的，但是相對來講還有外資、民資這些資本形態。現在是一個混合所有制公司，雖然是國有高度壟斷，但是在混合所有制里，外資與民資也占了不少，但是怎么樣來看待外資、民資，怎么解決好國資、民資、外資這三者關系，也是值得思考的。講到民資，就要講中國的民資是怎么形成的，今天的民資到底是什么狀態，處于什么地位，民營企業家們能不能完成中國民營企業應有的使命。我也提了很多建議。

中國從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了幾代創業家、企業家。中國的企業家最早一代是40后，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創業的人，雖然也有50后、60后，但是40后的人比較多。這些人是在社會最底層的搬運工、運輸工，也有些一些社會閑散人員，總體來說，有知識人的居多。他們上無片瓦安居、下無立錐之地，開始做個體戶，做一些小生意，一做就是幾十年，比較典型的就是牟其中、傻子瓜子、孫大午，這個年代創業的人從環境很艱苦的生活中走出來。但是那時候他們的教育程度不高，整個國家的商業氛圍也不濃，他們基本都是很快被社會淘汰了。目前中國市場經濟中主要的民營企業家就是60后、70后，他們的知識水平、文化水平提高很大，再加上人口基數極大，就成為了今天中國民營經濟的主流。他們是承前啟后的一代。他們看到上一輩的艱苦、國家和民族的苦難，又嘗到了改革開放的甜頭，所以這一代人是最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又有能耐承擔起發展中國民營經濟的責任，盡管他們受到了很多不公平、不公正的對待，就是在最艱難的情況下，仍然是誕生出能夠走向世界的企業家，代表就是李書福，這是典型的把事情從小一點點做大企業家。這是第二個話題。

第三是子公司，在這個章節中既縱向上分析了母公司和子公司的關系，比如說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在橫向上分析了子公司與子公司的關系，比如地方和地方的關系，重點分析了海南島，然后也分析了北京和天津的關系。也提出了一些觀點和建議。

第四是國際化，就是投資、消費、出口這三駕馬車的關系。第五是中國的金融。這個脈絡是從中國在計劃經濟年代沒有金融，到建立以商業銀行為核心的貨幣金融體系，以及到90年代初建設以資本市場為核心的資本金融體系。我把金融分成兩類：一個是貨幣金融，一個是資本金融。從這個角度看，由于我們受計劃經濟的影響太深，以至于盡管我們搞了20年的資本金融體系，但仍舊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銀行太強。就是好像一講到金融，就只有銀行。這就導致中國強調貨幣金融為主，忽略資本金融的發展，這樣的金融結構非常不合理。

最后一章是我最喜歡的我一章，就是農業。我認為中國過去二三十年的改革開放靠兩個因素推動的：一個是城市化，另一個就是工業化。城市化的主導產業就是靠房地產，工業化就是靠汽車，兩大支柱產業創造中國經濟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但是這里頭有很多缺陷，我們從84年開始就放棄農村，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就忽略了農業，集中所有精力發展城市，發展工業。所以到今天為止，對中國三農問題從忽略到治標不治本的重視，以至于到現在中國的三農的問題都沒有找到解決方法，導致中國農業水平非常差。反過來看，正好是被忽略，這個時候才存在一個巨大結合點。我們的工業增長了，城市城鎮化速度提高了，新的不平衡問題出現了，兩極分化出現了。我們現在13億人口中還有一半的農民，如果能夠在未來三十年把他們的人均收入提高到現在城市化的水平，那中國就一定是全球第一。所以未來三十年最大的機會在農村。如果能夠通過政府重視、市場化參與，從制度創新上讓大家合力參與到解決三農問題中來，我覺得是有機會的。這個機會一方面就解決了貧富分化，解決了城鄉二元結構，同時解決了整個社會的公平問題。那么整個國家不僅是未來三十年還能獲得高速成長，而且還能解決整個國家的公平，既有效率，也兼顧公平。

價值中國：如果在城鄉結合部，像改革開放初期一樣重點發展鄉鎮企業，能否解決很多問題？

王世渝：在工業化早期，整個工業化水平不高，我們的工業生產，我們的制造業都是比較粗放的時候，鄉鎮企業能夠起到一些作用，也就是說當城市經濟沒有發展起來的時候，鄉鎮經濟能夠給他們注入些活力，他們能夠找到些空間。但是隨著工業化水平提高，以及后來的調控、改造、淘汰落后產能的時候，鄉鎮經濟的工業化增長速度基本上滿足不了中國的工業化水平，無論是從技術水平，文化水平，質量水平都達不到要求時，所以鄉鎮企業的概念基本上就慢慢沒有意義了。

價值中國：剛才您提到國資與民資的關系。我記得在《曾經德隆》一書的最后章節，您通過德隆案例對政企關系做了深度剖析，并寄語中國民營企業和企業家，以期讓往事告誡未來。您在書中問到“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究竟應當和政府是一個什么樣子的關系？反過來從中央到地方，我們應建立什么樣的政府和企業的關系？”時隔四年，今天，該等問題是否已經有所演變？

王世渝：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變化。中國的一個大政方針是以十年為周期的，因為黨的總書記兩屆正好是十年，一旦確定方針在十年之內基本不會有什么變化。我在提出問題的時候是08年，寫的時間是07年，到現在也沒有發生變化，今天回答這個問題有點早，可能還要等到明年。

價值中國：您作為中國資本市場第一代參與者，主持過百家以上企業的改制、重組、上市、并購業務及大量的投資融資業務。同時，您也作為這個時代的旁觀者，見證著中國資本市場的成長。在您的觀察中，在中國資本市場過往二十年發展歷程中最大的教訓以及目前的缺陷是什么？

王世渝：首先是教訓。教訓是什么呢？中國的市場經濟建設是摸著石頭過河的，這就導致中國的資本市場是在非常倉促的情況下建立的，我們并沒有想清楚是在這么一個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經濟模式下，要建立一種在西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后形成的資本市場，實際上我們的準備是非常不充分的，什么都沒想清楚。制度設計沒做好，創建這么一個市場，一定會留下很多的禍害，這是最大的教訓。資本市場交易的核心是公司的股票，那公司是什么樣的公司，國有企業改制后的公司在一夜之間能夠適應這個市場么，它就一下子就能從百分之百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改造成市場經濟企業嗎，這是不可能的。這就是核心，企業要搞股份制、公司上市，同時又擔心通過市場化、資本市場把公有制企業的國有控股搞沒了，所以就設定了一些規則，規定哪些東西是不能交易的，股權是分置的，設立了一些國有股、國有法人股等一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交易和交易就形成了不平等。市場是錯亂的。

資本市場的根本問題還是制度性缺陷。我們看到中國資本市場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在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問題，還是在于社會主義與市場制度在本質上的根本沖突。這種沖突就導致資本市場存在嚴重的制度性缺陷，所以在中國資本市場做價值投資是沒有意義的。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不夠嚴謹透明、內部交易難以監管，球員和裁判員都是一體的，公有制企業是國有資本的，證監會是公務員，交易所又是證監會辦的，這就是把政府對計劃經濟的控制，把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完全放到資本市場中來，一定會導致市場秩序是扭曲的。所以你看我們的證監會主席都說要改革發審制度，改好了沒有，還是沒有改好，你能說他不努力嗎。肯定不是。這是由我們的經濟體制決定的。

價值中國：您曾說，金融資本市場既是一個魅力無限的領域，又是一個偉大人物的墳場。在中國這個特別的資本市場當中，可能一個市場周期的時間更為短些，那么當市場崩潰時，作為資本市場的主要參與者，投資銀行應當扮演什么角色？

王世渝：當然這是兩種情況。中國資本市場的制度問題好像是中國特有的，那是不是西方的資本市場就是完善的，沒有問題的。其實也不是。既然是資本市場，那么它就有風險，有暴漲有暴跌。不管怎么監管，市場那雙看不見的手總是在起著各種各樣的作用。所以當一個市場非常瘋狂、非常興奮的時候，也同樣會有危機的時候，泡沫會有破滅的時候。今天一個偉大的企業家，一個偉大的投資銀行家，沒準哪一天就被埋葬在資本市場的風浪中。這個是不可逆轉的。所以這個市場的所有參與者，包括制度設計者、監管者、投資銀行家，都要對市場有個正確、科學的理解。當我們成功的時候，獲得很多光環的時候，不要把他吹捧的太高。同樣，當犧牲在這個市場的時候，也不要把他們看的一無是處。資本市場起起伏伏，波瀾壯闊，一會處于波峰，一會處于低谷，都要去客觀的去看待，不要打上太多的道德色彩，也不要用兩個道德觀去評判那些雖市場沉浮的參與者，我們很多人認為掙了錢的人好像就是英雄，在市場巔峰是就是道德模范，當他被資本市場所淹沒的時候，會說他死的悲壯。其實，我覺得市場的成與敗，每個參與者都應該平靜的去對待，這是市場的規則。有一定的道德因素，但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用道德因素來判斷。

價值中國：投資銀行是一個智慧、激情加藝術和勤奮的行業。投資銀行的專業能力用道德因素來判斷，是沒有意義的。在您看來，投資銀行在中國真正的價值在哪里

王世渝：由于中國資本市場是在一個扭曲的市場環境下發展的，同時，中國的金融結構是貨幣金融強大，資本金融弱小。所在在中國沒有真正培養出來一代投資銀行家，我覺得這是中國一個很悲哀的事情。整個投資銀行家的從數量、質量、社會地位，和發達國家是沒法比的。在中國很難看到對中國經濟、社會都產生重大影響很大的投資銀行家出來，原因是這個行業在中國弱小的地位，很可惜。在華爾街，任何時候投資銀行家的地位都很高。在美國，各級政府官員很多是從投資銀行家來的，有很多政府官員出來后都是都去做投資銀行家，這代表了投資銀行家在一個國家的地位和作用。中國的投資銀行家地位是非常低的，像我這樣的投資銀行家，從資本市場一開始走到現在，像我這樣一直干下來的很少很少。正是像我這樣在干了很長的時候，擁有豐富的經驗，豐富的資源，也有很專業的技能，無論是在宏觀方面還是在微觀方面都能對經濟形勢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也形成了很多解決經濟問題的技巧和方法。所以，我們在行業里能夠獲得尊重，在地方政府面前也會獲得很多尊重，真正能夠幫助他們產生很多想法，幫助他們通過制度設計解決很多問題。真正起到一個投資銀行家的作用。這種角色在中國確實非常非常少見。我們國家往往是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在霸占話語權，他們的見解很多，好像把問題看的很清楚，但實際上解決不了實際問題。中國今天最需要的腳踏實地干事的人，經常會說的人一般什么都不會干。

價值中國：我記得西德尼?溫伯格說過，當投資銀行家提供一項金融服務時，他能使自己所服務的客戶、他所在的投資銀行乃至整個社會大眾這三者的利益都得到提高。那么投資銀行家該怎樣幫助民營企業，培育出成功的世界級的企業家來？

王世渝：我非常贊成西德尼?溫伯格的觀點。在世界金融史上，他是我非常敬重的投資銀行家，他從一個清潔工助理一直干到高盛歷史上最偉大領導人和投資銀行家。我覺得從他的感悟來講，是他32年投資銀行家所經歷、體驗過的，我非常贊成。中國現在很多人包括經濟界、政治界、文化界，各界都好像還認識不到這個問題。為什么認識不到呢，還是中國投資銀行家這個群體太弱小，而且中國的體制很難誕生真正的投資銀行家。比如說中信、中金是靠牌子出名，中信和中金是靠哪個投資銀行家出名？沒有。我們中國沒有一個投資銀行家的制造機制和土壤。有些真正的投資銀行家可能在民間，但是他平臺有限，有些人可能很早就離開中國資本市場，要不然實力有限，要不然就換行干實業、當學者了，比如劉紀鵬。所以我看不到和我同時代的人還在干投資銀行的，我真的看不到，這點比較可惜。我覺得我今天能夠像溫伯格一樣，能夠每天為企業，為社會做點事情。我在十年、二十年前所說可能是同樣的話但在今天所發揮的作用、所做的貢獻要比那時大得多，這個時候是我人生最快樂、最幸福的時候，當我做的事情獲得別人認可。我現在還在清華大學總裁班帶學生，我是怎么帶的呢，我教了以后，他們每半年搞一次活動，我每半年給他們每個人的企業做一個咨詢，我有時間的時候我分別也會去他們每個人的企業，用五年、十年的時間來看看我的建議是不是能夠幫助他們的企業騰飛發展，避免犯錯誤。除此之外，我們通過大量的收購，兼并重組，通過投資融資行為，給企業、政府帶來一些幫助。這一點感受我覺得是和溫伯格一樣，但可惜的在華爾街有一個巨大的群體，在中國這個群體太少了。

價值中國：現在我們常常看到，企業家與金融家的關系并不是很和諧。您認為這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王世渝：這兩方面都有問題。中國的現代金融是舶來品，向西方學來的，到底學的是什么東西呢？前些日子有本書叫《紙金》，在這本書中有我的評論。在這里面，講到現代金融體系的時候，作為一個投資銀行家，我欣賞當年的華爾街，批判現在的華爾街。當年的華爾街，企業家和投資銀行家的氣氛比較融洽，投資銀行家給企業帶來資本，幫助企業發展，是一種融合的關系。企業家獲得投資銀行家的智慧、技巧，也獲得資本，自己和投資銀行家都獲得成長了。這是一個共贏的關系。
因為經濟的發展，華爾街發生了很多的變化。由于金融的貪婪，無止境的對利潤的追求，導致金融變得強勢，形成新金融資本家，這個資本與產業之間的關系是，當他認為產業資本的貢獻達不到他所期望的收益水平，兩者之間的利益需求發生錯位的時候，便形成了一種對賭關系。投資銀行家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將他的價值實現最大化，不愿意再貢獻智慧和心血，只是投錢到你的公司，你必須在什么時間之內給我創造什么價值的時候，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的關系從融合變成了對立的一種關系，從共贏變成了博弈的關系。這是華爾街的一種變化，這個變化已被中國就照搬過來。由于中國沒有經歷市場經濟這樣一種歷史，沒有經歷太多的市場漲落，在一個更注重短期回報、心浮氣躁的商業環境中，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都將受到傷害。

價值中國：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從關系型轉向交易性，與企業之間缺少了一些共贏的思想，確實令人覺得遺憾。另一方面，對于上市公司來講，到底能用資本市場解決什么問題？怎么樣遵循市場規律？

王世渝：首先是中國這個投資行業被扭曲，所以投資銀行去幫助企業上市的時候往往會灌輸不正確的價值觀，誤導企業；其次，企業被誤導以后，他們也不能客觀的、清醒的認識自己，為何要上市？認識不了，由于這樣一種關系被扭曲，導致企業搞不清楚我為何要上市，上市后該怎么做。公司從資本結構、公司市值的管理、怎么樣合理的運用資本這個手段來幫助企業發展，怎么樣規范自己的運作，形成什么樣的公司價值觀、公司戰略，都處于混亂狀態。雖然過了很復雜的證監會發審，但是說實話，我們根本沒有看到幾個合格的上市公司，當然一方面是上市公司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監管者和市場的問題。

價值中國：我記得您在德隆的時候就想做一家真正的投資銀行，您的理想實現了么？

王世渝：從德隆以后，我們做了一些事情。最近我才開始創辦一個新平臺，已經有一年的多的時間，這個平臺已經基本搭建起來，一個創新型的、獨特的投資銀行的雛形基本建立了。我做這個平臺的目的就是總結參與中國資本市場這二十年的歷史和教訓，針對中國今天的市場環境來設計的一種獨特的模式。我相信未來3-5年，我所創辦的這間新型投資銀行，憑我現在的感覺，它既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投資銀行，同時也能夠成為中國資本市場上一個新奇的商業模式，會引起大家的好奇心和關注，甚至學習和模仿。

價值中國：請您對年輕一代的投資銀行從業者做些指點。

王世渝：年輕一代不缺知識，又趕上這么一個需求大、市場大，平臺多的環境，應該冷靜地分析投資銀行這個行業的本質規律，不要被今天所學的雞毛蒜皮的東西給遮蓋了自己的眼睛，影響了自己的價值觀和判斷力，要嚴格按照投資銀行的行業本質規律走下去。只有這樣子，最終才能獲得成功。經歷這么多年，我始終保持著一種本質，我跟別人說，我在和企業家合作時，我一定會把知識、經驗、技能貢獻給客戶，給客戶創造價值，以客戶的成功為我的使命，而不是把我的需求強加到別人身上。這符合中華民族這么多年來的一個和的傳統和道家的傳統，這樣做可能會吃很多虧，但是今天我積累了這么多經驗，在我走到今天，我的價值觀、方向一點沒有變化的情況下，我現在能夠證明我的成功，也能證明我是有市場的。我不會像現在許多人找不到項目，拿到錢沒辦法投。會有各種項目找我，但我只做我力所能及的事。這個是我這么多年的積累。

價值中國：最后一個問題是關于您在農村土地流轉方面的創新。您設計的土地信托流轉模式今年以來在益陽大規模開展，并取得階段性的成果，試驗三年來，逐漸獲得各級領導認可以及全國各地學習推廣。請您為我們分享您創造的土地信托流轉模式。

王世渝：這個與我剛才分析的農業很相關。我覺得中國的工業化上來了，城市化上來了，被忽略的地方，價值被埋沒的地方就是農業。但是未來三十年怎么把中國的農業做起來呢？我想政府有很多方法解決農業的問題，比如給農村補貼，在農林水利基本建設上做很大的投入，提倡農業科技化，取消農業稅等，但是沒有抓到問題的本質。我覺得真正發展農村，發展現代農業必須解決的根本性問題就是土地問題。誰都知道這個問題，但是誰都不敢去碰，各級官員就是明哲保身。

我作為一個金融專家，在我的人生經歷當中有很多和三農打交道的歷史和經驗。少年時，我曾生活在郊區對農村有一定了解，我有整整三年在中國最落后、最愚昧、最貧窮的山區工作經驗。許多知識青年都是去農村接受教育的，我是自己從大城市去農村，去觀察、去研究、去體驗、去生活，我把農作物的種養弄得清清楚楚，把農村的基層體制弄得清清楚楚。我不是農村的外行，我看到很多不合理、不符合產業規律的做法，而且我也做過一些嘗試，通過制度的變化，科研的變化，農村的發展是能獲得提高的。在市場經濟以后，我作為一個金融家，在中國東南西北各個地方做調研、實驗、做研究、思考，參與大量的農業項目，在海南創辦農產品批發市場、農業期貨市場，同樣在海南搞過農業合作，成立過農業租賃公司，這是最南面的。在北面，我去研究過內蒙古馬鈴薯產業，去幫助過企業。在東面我去過東北，重組人參產業。西北我們研究新疆的瓜果、養殖業，包括甘肅的中藥材。在農業科技上我也是中國第一個轉基因公司的創建者之一，目前我還在創辦種業產業基金。所以我不管從自身經驗和理論高度上來講，可以說我是中國農業經濟專家之一，很少有人對農業有這么多的經歷和經驗，再加上我在房地產、金融領域都做了不少事情，所以，我能把房地產、金融、土地結合起來，再加上社會制度，就創造了益陽土地信托流轉模式。

我發現中國農業問題根本上要從土地著手，一定要做土地的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必須把分散的生產資料集中有效配置到一起，才能真正發揮生產資料的價值和提高效率，還要不違背我們的憲法、公有制，于是我們就學習西方的信托財產制度。信托財產制度能夠把物權用信托制度的方法，分割成財產的使用權、所有權、受益權，通過對財產不同權利的劃分，來讓財產獲得充分您的尊重，發揮財產最好的價值。所以通過這樣一些原理的設計，就設計出一套制度來了，就是把農村撂荒、分散、低效率經營的土地用信托財產制度集約起來，把土地的承包權設計為信托財產，因為中國沒有成熟的信托銀行，也沒有把農村土地與信托結合起來專業人才，于是就設計了以政府主導的信托平臺。考慮到農民利益和公正，就設計成一個非營利性、公益的信托平臺，成立鎮或鄉的土地信托公司或中心，用政府的信用來托管農民的土地，讓農民在政府的平臺上把經營權和使用權分開，讓后由政府把集約起來的土地通過市場化招商的方式，讓有經驗的、有投資能力的、有市場的、有渠道的、有管理能力的團體和個人來規模化，集約化的經營這個土地，讓土地發揮更好的效力。這樣就把巨大的土地財產獲得巨大的金融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投資者要實現價值最大，就要投入改造土地，進行農田基本建設，提高農作物的單產能力，進行科學的田間管理。最終農民收入提高，投資者獲益，土地能夠產生固定收益，然后把信托做成虛擬證券可以參與到金融市場中來，這種方式一開始受到很多猜忌，好在獲得了有經驗、激情、懂農業的益陽市委書記馬勇的支持與堅決的推動、也受到了農民的支持，最終起了成效，讓農民滿意、政府滿意、投資者滿意。現在，引起了各個方面的關注和研究，很多地方都去學習并在地方實施起來，甚至有些地方超越了我們。所以說一個好的制度創新能夠表達各方利益訴求的時候，就一定會受到支持。我相信益陽模式能夠成為適應中國國情的一個模式，得到大家的認可。讓益陽的草尾鎮超越當年的小崗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