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那些伴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演進的企業，方能基業長青。

　　◎ 本刊記者 馬文方 | 文

　　“我們坐在這里與蓋茨開會，而惠特莫爾卻在一旁打呼嚕。”斯瓦西在《變焦》一書中引用當事人的話，談到1991年比爾蓋茨應邀來到柯達總部所在地紐約州羅切斯特市，與柯達董事會成員商談在Windows上支持柯達數字圖像格式的問題時，時任CEO惠特莫爾居然在會議上鼾聲大作。

　　在膠片給柯達帶來滾滾財源和各種榮譽桂冠的時候，討論數字化這種枯燥且含金量不高的問題，又怎能不令惠特莫爾乏味到熟睡起來呢？

　　與很多百年老店的CEO為了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絞盡腦汁地思考著不調整乃至更替核心業務不同，柯達歷任CEO在根本不用如此煞費苦心，他們在喬治伊斯曼發明的感光膠片業務上一躺就是百年有余。

　　然而，當他們被數字化的浪潮拍醒時，已是時過境遷，大勢已去了。

　　但深究其潰敗的原因，對膠片之外的其他企業應有所啟發。

　　康德拉季耶夫的預言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在對規模化趨之若鶩之時，柯達的潰敗告訴我們，大者并非恒大，強者亦非愈強。縱觀美國工業發展歷史，類似柯達這樣企業沉沉浮浮的現象并不鮮見。

　　作為美國工商業中規模最大的企業市場表現晴雨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DJIA)成分股的變化，既折射出大企業的興衰，同時也反映了美國產業結構的變化。

　　1896年5月，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正式從道瓊斯指數中獨立，在首次發布的20家美國最大的工商企業中，時至今天，只有通用電氣還位居榜上，其他企業早已銷聲匿跡。到了1928年，DJIA擴大到了30家，這一數量一直保持到今天。其中，柯達是在1930年7月首次入榜，2004年4月落選，能夠在榜單上滯留74年之久，柯達當時的表現已相當神勇了。

　　在過去的十多年間，與柯達一樣被踢出榜單的還有花旗銀行、通用汽車、聯合碳化物等我們熟知的品牌。

　　企業的沉浮似乎雜亂無章，然而，早在上個世紀初，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已經厘清了其中的脈絡。

　　畢業于彼得堡大學的康德拉季耶夫可謂是年輕有為。1917年10月，他25歲就當上了俄國臨時政府的供應部長。然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結束了1月零2天部長生涯的康德拉季耶夫轉而專注于經濟學的研究，并在1922年發表了《一戰前后世界經濟及其進展》的論文，開創了長波理論。1930年，康德拉季耶夫遭到逮捕，8年后死在槍口之下。1987年，蘇聯政府終于為其平反昭雪。

　　由于康德拉季耶夫當時的處境和其用俄文寫作，其學術影響難以擴散。直到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他的論著翻譯成英文后，世界重又認識到康德拉季耶夫的學術價值。

　　在長波理論看來，進入工業時代后的人類社會經歷了5個經濟增長的長波周期。在這5個長波中作為主導技術的分別是：水力、蒸汽機、電力、內燃機和信息技術。這些新的主導技術在市場上的顛覆性始于其廣泛的傳播。在這一擴散過程中，圍繞新的主導技術將逐步建立起新的技術集群和相應的產業，并將逐步影響到經濟、政治乃至文化，從而引發一次基于新的主導技術的經濟增長長波。

　　長波理論也在DJIA成分股的變化上得到印證。現有的30家入選企業中，有22家是在過去的32年中入選的，73.30%的更新率反映了美國產業結構的急劇變化，而其中信息通信領域的7家企業占到新入選企業數量的三分天下。事實上，就市值而論，蘋果和Google都具有入圍DJIA的資格，只是因為股價過高而難以入圍，否則的話，信息技術企業將會在DJIA中占有更多的席位。信息技術企業在DJIA榜單上的份額，反映出信息技術產業已經在美國的產業格局上占據主導地位。

　　應該注意的是，一個長波也可以分解成若干個子波，以信息技術長波為例，如果從信息技術的呈現形態來說，到目前為止，可以分為大型機、小型機、PC。由于長波理論是從經濟學的視角出發，因此，更在乎顛覆性技術對經濟帶來的影響而不是技術的性能表現。基于這一點，我們可以說，小型機的性能遠遠不如大型機，但小型機能夠更為經濟地擴散計算技術，讓更多的人能夠用上信息技術。而PC取代小型機也是同樣的道理。如今，以云計算和移動互聯網為標志的新一代主導技術將會讓更多的人受益于信息技術，從而形成新一波子波，并將顛覆現有的PC子波。

　　新舊長波周期的更替，實質上是基于新的主導技術進行優化的產業、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新的社會平衡取代原有的社會平衡。而新的平衡建立過程或者說對原有平衡的解構過程，也是企業乃至產業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與危險并存的敏感期。

　　蘋果今天的輝煌是善用顛覆性技術的典范。在喬布斯重返蘋果公司之前，PC在個人計算市場上占據絕對的優勢，蘋果的份額常年在5%以下，這還是因為鐵桿蘋果粉絲的力挺。喬布斯選擇了承載了云計算和移動互聯網的智能移動終端，從而在個人計算領域脫穎而出。如果喬布斯選擇了蘋果的臺式機iMac和筆記本iBook的話，蘋果還沒有出頭之日。

　　柯達警示錄

　　通過大規模的生產來降低成本、獲取效益是工業經濟的重要特征。無論是早期福特的T型車還是當今PC產業都驗證了這一點。

　　事實上，上述特征只是在一個長波周期內有效。在由成熟技術構成的開放市場上，由于沒有顛覆性技術之憂，規模效益成為市場競爭的主要手段。這一點體現在市場上是品牌集中化，而在企業內部則是各種資源圍繞該技術進行配置，當該技術壟斷了企業的各種資源后，創新技術即便不被排斥，也必定會遭到冷遇。

　　柯達被數字化所擊潰早已是眾所周知。但令人扼腕的是，柯達發明了數碼相機卻最終栽倒在數碼相機。這種“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的傻事發生在柯達身上并非偶然。

　　當膠卷成為成熟技術后，柯達面對的不僅有日本富士、德國愛克發等強勁的全球對手，也有中國的樂凱、公元以及東歐等區域品牌時，柯達的各種資源就被膠片這一主業所左右，數碼相機這種膠卷殺手的產品自然不會得到柯達的待見。

　　而多年來，柯達高管大都出自膠片業務，這也造成了其對膠片以外業務源自內心的排斥。

　　當年，惠特莫爾之所以沒把蓋茨放在眼里，一來1990年收入11.8億美元的微軟(微博)與同年收入189.1億美元的柯達相比，企業規模相差懸殊；二來是因為與會的董事會成員都聽不大懂蓋茨有關計算技術的談話。

　　然而，任何產品和技術都具有生命周期，這也是借鑒生物進化理論的長波理論和演化經濟學的基本觀點之一。當產品從成熟期進入到衰落期，基于該技術進行優化配置的規模化生產模式，便會逐漸成為拖累企業轉型的負擔。

　　憑借一種產品成就了百年老店，這對于柯達來說已經足夠幸運，對于產業界則是一個奇跡。但在數字技術的沖擊下，膠片業務日漸式微，柯達在膠片業務上的冗員和其他領域人才和技術的匱乏乃至資金上重壓，讓柯達在轉型之路上戴上了沉重的鐐銬。

　　不僅如此，柯達還在轉型中至關重要的兼并和研發上鑄成大錯，先是在1988年花費51億美元收購了制藥企業司泰林，這起高昂的、且與核心業務無關的多元化并購，占用了柯達轉型所需的寶貴資金，而在過去十年，柯達無論是研發投入占年收入的份額，還是絕對值上都無法與其昔日競爭對手富士膠片相比。今天，膠片業務僅占富士膠片2011財年收入的1.2%，在富士膠片成功轉型的背后，是其核心業務的外延和大力度的研發投入。

　　如果說柯達的企業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稱為膠片業歷史，那么，直到GSM之前，移動通信的歷史就是摩托羅拉(微博)的企業史。第一代移動通信(1G)使用的是模擬技術，摩托羅拉在遠距離通話清晰度上無人能出其右，因而憑借大哥大手機成為移動通信市場的大哥大。

　　而在以GSM為代表的第二代移動通信技術(2G)中，數字技術確保了話音質量不受通話距離的影響，因此，在諾基亞(微博)取代摩托羅拉成為移動通信新霸主的后面，是數字技術顛覆了模擬技術。

　　而今，蘋果、Google、微軟等計算廠商之所以能稱霸移動通信平臺，擊潰所有傳統的手機廠商，是因為移動通信從2G到3G，最大的變化是從窄帶變為寬帶，由此帶來通信業務從語音到了數據，而數據處理則是計算廠商的天下。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鑒于石油儲量僅夠使用三四十年的危機感，殼牌集團責成其董事赫德斯領銜對全球30多家百年企業進行了研究。盡管殼牌集團并未公開其研究結果，但讀者還是能從1997年赫德斯所著《長壽公司》一書中讀到其中的精髓：殼牌生存的目的不是為了生產石油，而是以生產石油獲取殼牌的生存；殼牌的終極目的是發掘自身潛力使企業能夠在一個進化的社會環境中生存和發展。

　　殼牌認為只有具有生物進化功能的生命型企業才能成為長壽企業，這一點與演化經濟學如出一轍。

　　假設企業不具備進化功能，IBM今天還只是一個打孔機企業，3M還只是一個做砂紙的企業，而三星(微博)則只是一個賣咸帶魚的店鋪。

　　赫德斯強調了一個企業的發展與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要滿足進化的社會的不同需求的重要，但卻沒有提到一個停止進化的企業給社會帶來的痛苦，比如說，柯達在過去十多年間高達數萬人的裁員給羅切斯特這座城市乃至很多家庭帶來的難以言盡的苦楚。